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张艳萍。

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大门口很平静。

12月13日，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，余虹追思会在他的亲友、师生们的哭泣中举行。至此，余虹自杀事件暂告一段落。  

然而媒体上关于该事件的追述却并未结束，社会上的种种猜测仍在不时地干扰着余虹朋友们的生活。作为象牙塔内罕有选择自杀的博士生导师，余虹被人们牢牢记住了。

时间追溯到今年5月，媒体称之为“黑五月”——5月8日至5月17日，短短10天时间，北京相继有5名高校学生跳楼自杀身亡。更惊人的数字来自哈尔滨，仅一个月内就有39人自杀，其中约三分之一为高校学生。

这些数字让人触目惊心。人们不禁要问，身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他们大多衣食无忧，为何选择走上绝路？专家指出，人们不太可能单纯因为生活拮据而自杀。另外，与近年来自杀率上升的现状相比，支撑调查研究的数据却远在10年之前，专家呼吁尽快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专项调研。

昨天上午，50多岁的冯阿姨听说人大一位博导跳楼自杀时，正准备吃她的降压药。“啧啧，怎么就自杀了呢？”拿着一点点退休金的她不明白，一个博导明明拿着不菲的收入，有车有房，还有着很好的社会声誉，写着普通人看不懂的高深文章，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？

正在她纳闷的这会儿，不远处一座商厦的楼顶边沿上坐着一位准备跳楼的妇女，多人在围观。许久，她终于被劝服自己走下来。

“我们不愿意原谅他”

12月13日，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一个会议室里，不时传来抽泣声和人们断断续续的讲话。数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教授、学生参加了余虹的追思会，生前的好友哽咽着发言。

余虹生前一位挚友对记者说，等事情完全过去之后，可以给记者看余虹的遗书。人大文学院院长杨慧林面容憔悴，作为追思会的主持，他的开场发言一度被悲伤中断。事后，他对记者说，这几天大家都累坏了。

余虹的一位朋友说，他走得太突然，我们没有准备好，他自己也没有准备好。三四位分别来自北京、广东、天津的教授说，“我们不愿意原谅他。为什么不给大家说一说？他离开的前两天我想给他打电话，忙来忙去就没有打。我在想，要是大家之间能多交流，是不是能把他劝回来？可能我的想法太天真。我们活着的人，是不是应该能够多一些安慰、关心和彼此间的倾诉？在座还有很多年轻人，大家还是要爱惜自己的生命。生命来得不容易。”

一位来自人大本校的老师，与余虹素不相识。他一直在关注社会上关于余虹自杀的讨论，“我认为，我们的社会出问题了，出了严重的问题。我们今天的追思会，本质上不是为了追思死去的人，是为了活着的人。”

他说，余虹是博导、有车有房。“他目前的成就是很多人一辈子都得不到的。他为什么还要去呢？”

从伦理学讲无论怎样都是悲剧

对于外界的种种猜测，杨慧林说，“余虹选择离去，我个人觉得和他长期的病痛有直接关系，也有一点外力刺激。余虹在走之前做得很彻底，没有给其他人可以猜测的余地。他在信里面表达了他能做的一切，希望朋友们能活得好。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文学者，真正对他构成压力的是另一个层面的东西，不是买房还贷之类的事情。一个真正的人文学者，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，又怎么会因为这种不完美而选择离去？”

追思会结束了，余虹自杀事件至此告一段落。关于他为何自杀的讨论逐渐偃旗息鼓。接下来浮出水面的问题是，他是否还有另外的选择？他的离去给生者带来什么样的启示？

北京一位资深的媒体工作者并不认同余虹的做法，他说，“从伦理学讲，无论怎么样，自杀都是一个悲剧。背后是一个甚至多个家庭，是妻子儿女永远的伤痛。”

北京“的哥”纪志武却觉得，如果一个人选择自杀，那一定是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。“人前风光，那是表面的。那教授，你要是猜他是为了什么物质，那就俗了，那是不了解他的人才那么说呢。他肯定有很大的压力，那种不能说出来的压力，绝对不是物质方面的。”

车窗外，人流滚滚，一位阿伯骑着收废品的三轮车和一辆辆豪华轿车抢占着马路。“你说他们活着容易吗？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活着为了什么。我觉得活着就是活着，只是人们追求这追求那，把本来挺简单一事儿搞复杂了。民间有句老话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人活着还是有份责任，选择离去，那是他个人的事儿，但后果却得他的亲人们承担。”他每天要开十几个小时的车，每次出车前都要自己开心度过。

来源：广州日报